本港部分僱員工時偏長的問題，我相信社會整體都會同意是需要紓緩的，但這並不等於只有就標準工時立法這一條路。

標準工時漸成關注焦點

雖然標準工時委員會（下稱“委員會”）預計於明年第一季才會向政府正式提交報告，就本港工時政策的方向提出具體建議。但是隨着委員會近來每次召開會議後都透露更多“初步”或“原則性”的“共識”，社會上有關標準工時的討論已越趨熾烈起來。

據報道，委員會已原則上同意建議以立法方式，規定一般僱傭合約須訂明工時時數、超時工作安排等條款這個“大框”，並正探討再訂立一個“小框”進一步保障一些工資較低的基層僱員。不過，未待委員會的報告完成，議會內外不少人士，特別是勞工界的朋友已經頻頻催促政府推行標準工時立法。其實就本港部分僱員工時偏長的問題，我相信社會整體都會同意是需要紓緩的，但這並不等於只有就標準工時立法這一條路。

問題複雜  立法須三思

事實上，標準工時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造成的影響可以極為深遠，絕不宜輕言立法。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在工業經濟鼎盛的時期，為勞工引入標準工時的，但香港現時已發展成為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服務業總產值佔GDP超過九成，而從業員亦佔總體就業人數接近九成。在服務業中，不同行業的工時生態差別可以很大，部分更有其獨特的營運模式。某些專業服務基於其特殊性質，可能需要僱員在特定時間內完成任務；加上通訊科技發達，不少僱員都會在辦公時間以外的不同地點工作，根本難以就不同行業釐定一個“標準”工時。

更何況，自實施法定最低工資這四年以來，本港的人力市場已經大為扭曲。現時不少基層工種的薪金水平已經等同甚至超越技術及學歷要求更高的職位，如洗碗工人的薪酬就較辦公室文員高，而部分企業亦已採取分散工時和分拆工序等策略來應付成本上漲。更令人關注的是，最低工資主要影響的是基層僱員，但標準工時的影響力卻遍及各行各業逾300萬名僱員，會對香港經濟向來具備的靈活和易適應優勢帶來震撼的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推行法定標準工時，企業會由於負擔不來過高的加班費用，而要改為聘請更多臨時或兼職員工，最終導致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及缺乏工作經驗的員工收入減少甚至被裁減。至於增加的勞工成本，部分亦無可避免地會轉嫁至消費者身上。到了最後，推行法定標準工時只會好心做壞事。

對症下藥不損自由經濟

其實，根據政府的《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在2011年全港30多萬名曾超時工作但無補償的僱員中，近八成屬於經理級別、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士等，都是擁有高技術和薪酬的僱員。他們超時工作的原因很多，例如部分工種根據合約須在正常辦公時間以外工作，又或是須在限期內完成工作等，而員工的工作能力、意願和效率等亦不盡相同，他們獲取的固定薪酬福利往往已包含相關補償。至於餘下兩成，即屬於低技術和低收入的僱員，實際涉及的人數不足八萬人，當局大可透過優化《僱傭條例》及推動修訂僱傭合約等途徑，解決這部分人士無償超時工作的問題。這樣既可進一步促進僱員權益，亦可保留現行勞資雙方自由協調工作條件的彈性，可謂最切合本港自由經濟的解決方案。

由此可見，若因為部分基層勞動人口工時過長便強行推動就標準工時立法，根本是“落錯重藥”，不但在本港這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根本難以實行，還會損害香港經濟的自由度，改變勞動人口結構、嚴重影響企業的經營和人力資源調配，而作為本港經濟骨幹的中小企更會首當其衝。更何況，現時全球經濟極不明朗，由希臘債務危機帶來的陰霾揮之不去，中國的經濟亦減速，訪港旅客增長持續減慢則令本港旅遊及相關行業大受打擊，零售業憂慮掀結業潮，有關方面更應保持清醒頭腦，避免貿然作出錯誤決定，進一步打擊僱用約一半就業人口的中小企，影響社會穩定，並對本港勞動市場、營商環境，以至整體經濟的長遠發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深遠影響。

須維護本港競爭力

眾所周知，自由經濟是香港一直賴以成功的基石，大家都應該好好珍惜，否則到頭來社會上每一位成員都會因此受害。反之，各方都應互諒互讓，和衷共濟，標準工時委員會則要以數據為依歸，按本港各行業的實際營運情況，得出一個實際可行、兼顧本港競爭優勢的優化工時政策建議。與此同時，政府亦應積極加強培訓和終身學習，以促進及提升工作效率和縮短工時，並帶頭提倡家庭友善的工作條件，例如引進靈活工作時間、提倡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文化及優化輸入人才計劃等，以多管齊下方式從根本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