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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對“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檢討”的意見

此意見書已於2018年5月18日提交予最低工資委員會。

 

對“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檢討”的意見

 

月前端接最低工資委員會來函,邀請本會就新一輪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提供意見。本會一直關注最低工資水平變動對企業營運、勞工市場以至本港整體經濟及營商環境等各方面帶來的潛在影響,早前亦收集了會員對相關課題的看法及觀點,意見重點綜合整理如下:

 

沒迫切需要調整最低工資水平

本會認為,法定最低工資自2011年5月實施以來,已由初期時薪28元增加至目前的34.5元,累計升幅達23.2%,跑贏同期通脹。按政府數據顯示,僱員賺取最低工資佔全港勞動人口的比例,更從最初實施時超過6%,大幅減少至現時不足1%。此外,根據政府統計處編纂的《2017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去年5至6月本港各行業的時薪中位數均已超過40元,即使低薪行業如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的時薪中位數亦有41.8元,而飲食業及零售業的時薪中位數更分別達47.0元及49.3元。

 

從上述各項資料數據反映,現行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已保障了大部份基層僱員權益,不少僱員的收入持續獲得改善,時薪更遠超法例所規定的最低水平。本會認為現階段並沒有大幅調整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急切需要,即使最低工資只作微調甚至凍結於現有水平,相信亦不會對基層僱員權益造成重大影響,反而工商企業所面對的勞工成本開支負擔卻可得到適當紓緩。

 

勞工成本大增窒礙企業發展

事實上,每次上調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僱主面對勞工成本上漲和人手短缺的壓力亦愈趨增加,部份成本無可避免轉嫁至消費者,對企業營運和社會民生穩定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根據最低工資委員會提供的參考資料,倘最低工資增加至每小時37元,估計本地各行業需額外承擔合共4.8億元的薪酬開支;若進一步增加至39元,額外薪酬開支更接近15億元。相關估算並未計及調整最低工資水平所帶來的“漣漪效應”,即僱主因應基層僱員的薪酬增幅,需同步上調其他職級的薪酬待遇,以挽留人手。

 

參考政府統計處數字,2016年僱員薪酬佔低薪行業的總經營開支約為四成,部分勞工密集型的行業如安老院舍、清潔服務及保安等,其薪酬成本更佔總經營開支61.2%至80.3%不等。可以預計,進一步上調最低工資尤其對從事低薪行業的企業將構成沉重壓力。

 

除要承擔額外財政開支外,部分行業亦要面對流失人手的問題。以飲食業為例,實施最低工資後,基層僱員的薪酬水平與其他低薪行業的差距收窄,一些如侍應、洗碗及碗盤清理等工種,紛紛出現員工轉行至其他勞動性較低的職業(如大廈保安),導致人手長期短缺。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飲食業的職位空缺平均數目,已由2011年7,383個急升至2015年12,918個。若然再大幅上調最低工資水平,恐怕只會加劇工種錯配、人手短缺的問題,進一步造成勞動市場供求失衡,收窄部分低薪企業的生存空間。

 

本會期望當局能正視部份行業出現嚴重人手短缺的問題,並因應本港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研究推出靈活而具針對性的輸入勞工機制,同時加強本地勞動人口的技能增值,全面提升整體人力資源配套和競爭力。

 

憂最低工資與通脹“無止境追逐”

面對勞工開支持續上漲,企業難免需要調高商品或服務價格,以抵銷僱員薪酬遞增帶來的影響。此前幾次調整最低工資,市場均會出現一輪加價潮,加重市民的生活負擔。隨着通脹加劇,當局或需進一步調整最低工資水平,結果形成最低工資與通脹互相追逐的惡性循環。

 

對於部分勞工界代表提議增加最低工資檢討頻率至“一年一檢”,本會認為此舉只會進一步加劇最低工資與通脹“無止境追逐”的問題,不利社會整體經濟和民生穩定發展。再者,檢討最低工資水平涉及勞資雙方討論、公眾諮詢、法例修改審議等多個程序,由開始討論到最終落實往往需時一年左右。本會認為,現時“兩年一檢”的安排,企業實際上仍在適應上次最低工資調整之際,便要着手處理新一輪的檢討工作,根本難以全面評估每次最低工資調整對其業務安排、人手調配等方面的影響。不少本會成員均認為應至少維持現行“兩年一檢”的安排,甚至有意見認為要進一步減少檢討頻率。

 

長遠而言,本會期望當局在檢討最低工資水平時,能充分考慮本港就業情況、工資增長幅度、通脹數據、以至當前營商環境及環球經濟走勢等各項微觀及宏觀因素,從而建立一個更全面、審慎和客觀的評估機制。

 

企業經營前景仍充滿挑戰

近年,本港社會對提升勞工福利與保障的訴求有增無減,預期企業的勞工開支承擔將會進一步上升,加上環球經貿發展仍存在多個不明朗因素,也為企業經營增添不少挑戰。本會認為,自去年5月落實上調最低工資至今,受惠環球經濟逐步回穩,本港經濟亦呈現穩步增長,抵銷了最低工資調整帶來的部分壓力;惟今年以來,面對息率趨升、中美貿易摩擦升溫、以至國際地緣政治風險增加等不確定因素,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將難以獨善其身。此外,隨著本港經濟進一步邁向創新及以專業服務為主導的方向發展,不少企業也要積極調整業務策略,以適應新形勢發展帶來的各種挑戰。

 

事實上,法定最低工資和侍產假等政策相繼落實,已增加企業的勞工成本開支;企業日後亦要面對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劃一勞工假期和公眾假期、以至標準工時等勞工政策轉變,所需承擔的開支將會越來越高。若最低工資水平不斷上調,難免加重企業的成本壓力,令企業難以調撥資源應付將來的嚴峻挑戰。倘若外圍環境出現逆轉,未能及時調整經營部署的企業更可能被迫縮減業務規模甚至結業,無可避免衝擊本港就業市場及營商環境的穩定發展。

 

對於營運規模較小、資源相對緊絀的中小企而言,上述情況對他們構成的影響將會更為明顯。中小企佔全港企業總數超過98%,為本地私營市場提供接近一半的就業機會。近年,企業營商成本持續攀升,不少利潤微薄的中小企已承受相當壓力,若再要面對最低工資不斷上調的壓力,只會令中小企百上加斤,進一步削弱其競爭力和營運能力。

 

總結

總括而言,本會認為法定最低工資制度既要確保基層僱員獲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要顧及企業的承受能力,以免損害整體經濟發展。本會相信,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經濟,市場能夠因應薪酬及人手供求變化,作出相應調整,過多的政策規管反而限制了市場自主調節的靈活性。勞資雙方在釐定工資方面如能擁有更大自行協商空間,不僅有助維持勞資關係和諧,亦可讓雙方因應實際情況而彈性調整工資水平,在保障雙方權益的同時,亦能配合個別企業的業務需要,對提升本港營商效率、促進經濟與社會民生持續發展均會帶來莫大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