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林毅夫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亦須與時並進。自貿區的政策及“一帶一路”的倡議，正好是回應時代的有力答案。新風所及，期待中國與他國實現共贏，營造百花齊放的美好願景。

中國自1979年開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36年間GDP年均增長9.7%，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6.4%。2009年中國的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的出口超越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在2014年中國的經濟總體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過去30多年間中國還是唯一沒有發生過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大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績堪稱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

實事求是造就中國崛起

為何同樣的轉型我國取得這樣的成績，而蘇聯、東歐卻遭遇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主因是在轉型的過程中，我國不是採取當時西方主流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休克療法，試圖一次過把所有干預、扭曲都消除，而是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採取了雙軌漸進的方式來進行。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存在許多國有企業，這些企業所在的行業違反我國的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市場當中沒有自生能力，沒有保護補貼就不能存活。轉型伊始，我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繼續給予必要保護、補貼；同時對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傳統上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開放了准入。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存在許多國有企業，這些企業所在的行業違反我國的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市場當中沒有自生能力，沒有保護補貼就不能存活。轉型伊始，我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繼續給予必要保護、補貼；同時對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傳統上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開放了准入。

這種漸進雙軌的改革開放方式讓我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取得穩定和快速增長，但也因為各種對市場干預、扭曲的存在，產生了尋租、腐敗、收入分配不均等問題，為上述傲人成績付出一定代價。

從保護到開放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人均GDP尚不及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在資本密集的先進產業上沒有比較優勢。經過了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從一個低收入國家變成一個人均GDP達7,960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原來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像汽車產業、裝備業、煉鋼、煉鋁等，均已成為我國的比較優勢。在不符合比較優勢時，給予那些產業中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是維持我國經濟穩定所必須的。這些產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其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已經具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就應該能夠靠自己的努力獲得盈利，繼續給予這些企業保護補貼成了錦上添花。其後果則導致尋租行為，敗壞了社會風氣和產生收入分配不均。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對內必須取消雙軌制轉型所遺留下來的各種扭曲，價格由市場決定，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

在對外開放上也是一樣，改革開放初期，為了保護一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外資在很多投資領域受到限制，資本不能自由流動。現在要全面深化改革，不僅是對內的深化，對外開放也必須深化。自貿區的提出，就是為了探索如何在投資領域上把那些限制消除，除了少數關係到國防安全的領域必須有所控制外，其他領域都應該開放。同時，開放資本帳戶，讓資本自由流動。

對於推進這些改革，我國仍然採取務實態度，也就是先在某個特定的地區試驗，效果理想便擴大試點範圍，乃至在全國推廣；有不利影響的，則將風險控制在實驗區之內。上海自貿區率先試點，現在自貿區的試點則已擴展到天津、廣東、福建。

走向國際以爭取更大發言權

“一帶一路”的戰略，為何被提出來呢？經過36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成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從中等偏上的國家發展成為高收入國家，從改革開放經驗來看，我國應該更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和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同時，我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國際上，我國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也應該在國際事務和規則的制定上擁有相應的影響力和發言權。

上述轉變符合國內、國際經濟和政治發展的規律和要求。可是目前的國際規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制定，服從於發達國家的利益和要求。現在整個國際的經濟板塊發生變化，若要中國承擔更大義務，應該給予中國更大發言權。對此國際上已有共識，2009年胡錦濤主席跟奧巴馬總統在G20峰會上已達成協議，增加中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中的投票權，但這一協議卻被美國國會否決。而且，美國為了維持在亞洲太平洋的利益，提出了“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太平洋周邊的國家不是他們的第一大交易夥伴就是第二大交易夥伴，可是在美國主導的為構建新的貿易框架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談判中，我國卻沒有受邀請參加談判。明顯這是美國想維護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優勢，以及確保美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利益。拿一個戰國時代的例子來做比喻的話，美國現在採取的是合縱的政策來制約我國的對外開放和發展。

習近平的構想與實踐

應對這種國際格局，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訪問哈薩克時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同年10月訪問東盟時，在印尼提出了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推動一個自東向西的橫跨亞洲，直達非洲、歐洲的地區發展合作框架，目標是“政策溝通、道路連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建立沿線國家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這個倡議以基礎設施的建設為抓手，為此設立了亞洲基礎設施銀行和絲路基金。

亞太地區的發展中國家亟需消除基礎設施的瓶頸來發展經濟，美國也是了解的，在她推出“重返亞太”的戰略時，便提出建立印度太平洋經濟走廊，以及以新絲綢之路連接阿富汗和中亞的國家。美國提出的“印太經濟走廊”、“新絲綢之路”目前未見任何具體行動；我國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即使在美國對其盟友施壓，反對其加入的情況下，仍有57個國家參加，成為創始成員國，涵蓋除美日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國家，以及亞歐區域的大部分國家，成員遍及五大洲。

中國具有三大優勢

中國在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時候有三大優勢：第一，中國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不管是生產建築材料的產業還是施工的能力，均具比較優勢；第二，中國現在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未來中國每年的外匯儲備還可能繼續增加，有足夠的資金能力來投資於“一帶一路”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一般發展中國家制約其發展的一個瓶頸就是基礎設施，如能協助他們解決基礎設施的瓶頸，會廣受歡迎；第三，中國有發展階段的優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勞動力密集型加工製造業的發展成為世界的工廠、最大的出口國。現在隨着工資水平的不斷上升，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逐漸失去比較優勢，需要轉移到其他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國家。“一帶一路”沿線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均GDP水平不及中國一半，是承接我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好地方。以“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來協助這些國家承接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能夠為其創造就業、增加出口。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經驗表明，哪個發展中國家能夠抓住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國際轉移的視窗機遇期，那個國家就能取得20年、30年的快速發展，擺脫貧困，進入到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快速發展，也為發達國家帶來夢寐以求的不斷擴張的市場。

“一帶一路”有助締造和平發展環境

上世紀60年代，日本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海外轉移時，其製造業僱傭人數的總體規模是970萬人。上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向海外轉移時，韓國整個製造業僱傭人數的規模是230萬人，台灣是150萬人，香港不到100萬人，新加坡是50萬人。我國製造業僱傭的人數，按照第三次工業普查則是1.25億人，能夠有足夠的機會讓“一帶一路”沿線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同時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所以，“一帶一路”的倡議提出來以後，能夠得到這麼多國家的回應，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這個倡議不僅符合我國利益，能夠創造一個國際和平的發展環境，讓中國能夠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國內國際兩個資源，亦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助推其實現工業、現代化的夢想。各個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和持續發展也有利於增加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出口、就業和增長，助其走出2008年金融經濟危機以來的疲軟，恢復增長的常態。

總的來說，自貿區的政策以及“一帶一路”的倡議，都是在這個發展階段，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與時俱進提出的新的改革開放戰略。這個戰略的落實，能夠讓中國有一個更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亦為中國創造更好的對外環境，並且不僅能夠幫助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可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他們國家工業化、現代的夢想，和發達國家走出當前的困境，展現“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美好願景。“一帶一路”的落實將會帶來一種全新的國際和平、發展、共贏的新秩序、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