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国家的基建联繫、贸易与產业、金融整合等不同领域的合作，对专业服务需求十分殷切，香港专业服务享誉国际，如何从“一带一路”商机中分一杯羹。

李芝兰：香港专业建构中国软实力

“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多番强调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醒国民综合实力由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结合，两者同样重要。“一带一路”是目前中国最宏大的策略，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必须继续建构自身软实力，促进和沿线国家的合作，巩固各方的互利关係。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政策学系教授李芝兰曾撰文分析香港於“一带一路”国策下的定位，倡议香港以其专业服务优势為国家软实力贡献。最近，她与其研究团队获得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资助计划拨款，研究有关香港专业服务业在“一带一路”的角色及其可持续发展，并组建跨学科应用研究平台“香港持续发展研究枢纽”，连结大学与社会业界。

软硬实力兼备：可亲的狮子

探讨香港与国家软实力的关係之前，先要理解何谓软实力。李芝兰解释，软实力一向是比较倾向学术性质的概念，公眾必须清楚了解其含义，才有利日后讨论。“所谓软实力，就是一种相对於硬实力的概念。何谓硬实力？古时代，各势力利益矛盾，又或理念不合，通常以武力解决问题，强者胜，弱者败；现代社会不会老是打仗，改用经济制裁，某弱国不听话，某强国就不跟她做生意，弱国唯有就范。”

简言之，硬实力就是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强硬手段逼使别人，虽然时有效用，但总归难以收服人心。李芝兰说：“软实力刚好相反，不是武力，不是财力，而是吸引力。以交友比喻，怯於你武力而交往的说不上朋友，受你财力引诱的也说不上朋友，唯有真心喜欢和你相处，被你魅力吸引的才是朋友。”从国际政治层面看，中国培养软实力的结果，就是建构出受别国欣赏的文化内涵和形象，从而提升地区内的影响力。

2014年3月，习近平到访法国，提起“拿破崙的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隻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李芝兰认為，中国如要透过“一带一路”向世界宣扬“可亲、可喜、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程序理性相当重要。当中国与别国出现矛盾时，只要坚守程序公义，理性处理衝突，自然得人敬重，而香港则可於此方面尽一分力。

德勤2016年全球软实力报告指出，香港的软实力位列亚洲城市第一位。香港的人才来自世界各地，77万人从事知识型產业，分别来自39个不同地区，全球与香港有直接联繫的院校和企业高达3,491间，有业务往来的国家达79个，任何企业来香港都可以轻易找到对应的协作伙伴。

促成“一带一路”项目在港签订合约

“我们可以想像，未来‘一带一路’的商业项目、大型基建项目会愈来愈多。这些项目可於香港完成合约签订，在香港法律体系的框架下，处理日后的法律问题。”李芝兰补充，香港法律制度声誉良好，闻名海外。国际市场信任香港法律专业，愿意把项目託付我们负责，此為香港的软实力。一直以来，香港担当着中国对世界的视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流进中国，近十年更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是香港长久以来的角色，我们此方面的基础很强，日后亦需做得更好。”

李芝兰表示，软实力作為一个经济体的吸引力，通常来自国家自身的文化魅力。国与国之间交流，如何在外交沟通、贸易往来上展现文化魅力，则是一种艺术，箇中要求比一般生意复杂得多。但她认為香港已具备相当浓厚的文化氛围，加上专业服务素质优秀，有条件发展成為“一带一路”软实力枢纽。“举例说，某个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某地段将会发展新基建，当地的邻里关係会受影响。从前，政府和商人可能不太理会这些，但现在我们要体现文化魅力，就总不能忽视邻里关係等种种细节。香港的社区关係管理经验丰富，拥有充足人才，可以从中帮忙协商。”她继续说明，香港的社工相当专业，过往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都是参考香港，证明香港在这些专业范畴的领先地位。

李芝兰亦指出，所有项目都会涉及风险，刚才提到的例子就属於社区风险，若不谨慎处理，可以引起民怨，甚或激发示威。其他风险例如商业风险、管理风险、主权风险等都需注意。她指出，处理风险的最佳方法是避免风险发生。“对比中国，香港的仲裁与和解更為专业，这方面的技术需要进一步加强，未来可以藉此规避很多‘一带一路’项目的风险。”

“一带一路”的国际法框架

各国的法律基础不尽相同，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时，由於两地法律见解差异而失利的事件时有发生。中国也不例外，苹果公司、New Balance、着名篮球前运动员米高佐敦都曾先后就商业法律问题与中国的企业和局方争议。李芝兰指出，“一带一路”将啟动多个项目，涉及金额无可估量，因此需要事先解决法律差异所带来的潜在问题。事实上，国际上一直有人推动发展一套模范商业法，当两国商业法出现矛盾时，双方可以参照这套模范再作判断，有利达成协议。“联合国也有推动相关工作，模范商业法的作用在於harmonisation（促进协调），减轻由於两国商业法的矛盾所產生的衝突。”

李芝兰强调，中国如要建立适应“一带一路”的国际法框架，需预先考虑各种商业交易的风险。“在‘一带一路’的大格局下，我们可以预见一些超大型项目，它们的合约方不会是企业，而是政府。过往曾经发生过一种意外：由於某国政府换届，新政府不跟从前任政府路线，故前任政府所签订的合约都失效。这种主权风险便是建立国际法框架时必须考虑。”她认為，香港是健全的法律中心，应该更积极参与这方面的“一带一路”事务。香港可先在研究方面着手，预先衡量沿线各国风险，避开风险高的时间与地方。

迎合“一带一路”的发展大潮流，香港的专业服务大派用场。李芝兰强调，香港专业服务将為面向世界的“中国品牌”锦上添花，增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令香港的国际声誉更上层楼，更能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独有优势。

刘炳章：专业界别在“一带一路”大有作為

谈到“一带一路”如何為香港专业服务带来机遇，相信不少人业界中人亦感知易行难。香港专业联盟主席刘炳章走访“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切切实实在当地考察，目的是探讨香港专业界如何透过“一带一路”开拓发展。

港专业服务补“一带一路”所缺

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保护主义及民粹主义抬头等，在如此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下，刘炳章指出，中国不可再一味跟随欧美国家的脚步走，也要创造出自己的游戏规则。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自由贸易协议等应运而生，渐渐拓展一条新路线，“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倡。

“‘一带一路’覆盖全球四成人口，目前这些国家合计的GDP不高，意味潜力相当巨大，香港正好从中寻找商机。”刘炳章作為“老香港”，坦言香港优势眾多，“香港早已发展成為国际自由港是為先发优势；‘一国两制’是為社会体制优势；香港是海上丝路的起点是為地域优势；资讯流通、人才库、完善法制和业务道德亦给予别人信心。”他强调，香港服务相当专业，能够提供顶级的专业服务，恰恰这是“一带一路”国家所缺乏，特别是金融服务方面，香港可以弥补不足。

紧随国企开拓商机

早前刘炳章曾与时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前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地交流，又与时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考察缅甸、寧夏自治区的银川，今年2月到访印尼、柬埔寨，足跡佈满“一带一路”国家，对於选择往哪个国家发展或有何注意事项，亦有一番见地。

香港专业服务界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有何窍门，刘炳章回应道：“国企、央企。”他指出，基本上香港的专业人士参与国企、央企的项目，都可以在极低风险的情况下提供服务及收取费用。同时切忌“大贪”，每个国家都涉足，应集中一些具潜力的市场。“不要打算赚取当地企业的费用，而是赚国企、央企的费用，如此成功机会高、现金量风险低。简单来说，赚取美金或人民币，不赚当地货币，避免货币贬值的风险。”

同时，刘炳章鼓励香港专业服务界善用已有的人脉关係，“一带一路”国家当中有不少同乡会、工商社团的组织，如能加以运用，必可早着先机。“记得数年前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到访马来西亚，期间与居住当地的港人见面，发现当中大部分是工程师，可见香港输出专业人才之多。”

商机固然吸引，但刘炳章亦提醒，要到“一带一路”发展必须克服一连串问题，应及早了解及作準备。“首要问题是文化差异，不少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属回教国家，禁忌繁多，初到者要小心注意；其次是市场风险，如早前缅甸政府更替后便否决原已落实的水库计划；客户风险，如当地没有设立保贷保险局这类机构，万一遇上有问题客户亦毫无保障，还有就是货币风险、市场讯息风险等。”

儘管如此，但机遇往往是风险的双生儿，刘炳章仍然鼓励香港专业服务界及早到当地发展。早前他到匈牙利、波兰、德国等欧洲国家考察，发现不少内地企业已进驻其中，由最初每年赚300、400万美元，至现时十倍增长以千万计，这些国家与中国关係良好，香港企业可趁势加入其中，提供专业服务。

参考经验 早着先机

去年哈萨克斯坦之行，刘炳章得悉当地拟兴建一条长达65公里的轻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借贷18亿美元，西班牙公司提供车卡，中国交通建设、中国铁建等亦已就位，万事俱备，只欠管理配合，最终他们找来港铁输出管理专才。“毕竟港铁在斯德哥尔摩、伦敦、悉尼、墨尔本输出营运铁路的服务，经验、水平俱备。这个例子说明，香港输出专业服务是大有可為。”

近年港铁业务遍及北京、天津、深圳等内地城市，香港机管局亦有份兴建珠海机场及虹桥机场，可见香港的专业界别遍佈世界，有先例可循，為进军“一带一路”市场累积经验。

刘炳章引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去年5月在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提及，尼泊尔和柬埔寨的两个基建项目均引入香港顾问諮询公司承担项目监理任务，其后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大量建筑物倒塌，由香港公司监理的项目却基本完好无缺，充分体现香港专业服务的优良品质，足证香港专业服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大有可為。

政府宜担当主导角色

刘炳章坦言，政府奉行一贯小政府、大市场的原则，忧虑支援个别行业却被其他行业詬病，极其量协助构建平台，让企业自由交流。然而，他认為此举在当前环境下并不足够，期望政府多為业界充当游说、联繫的角色，遇上规模宏大的商业计划，或需透过政府对政府的洽商方可完成。业界努力之餘，刘炳章期望政府能够改变思维，多走几步，主动协助业界“找生意、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