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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
董建华∶ 团结香港力量谋发展

成立基金会有迫切性

2014年11月,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正式成立,顾问团网罗过百位香港政、学、商、研各界的代表人物,粒粒皆星,董建华锐意办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带领香港走出困境。

基金会的第一炮是去年初邀得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来港与年青人对话,8,000人出席的演讲会成為全城热话;去年中政改方案表决前夕,基金会推出一系列宣传计划,呼唤香港人的团结精神;基金会重视优质研究,去年11月推出首份关於香港房屋与土地的报告,提出解决长期困扰香港的住居问题的具体方法,引起广泛关注。

《商薈》在团结香港基金成立一周年前夕,在前特首办公室与董建华访谈,他首次详尽分享了基金会的愿景与使命,以及出任国家和香港重要公职的心路歷程。


记:记者     董建华

记:2014年11月你成立了团结香港基金,请分享一下你的愿景和使命?為何有此构想?
基金会的愿景是希望香港能够尽量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发挥国际大都会的实力,推动香港整体市民共享繁荣安定,同时给予香港年青人成长的好机会。我们尽量多做学术研究,研究香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出长远发展的大方向。再下一步是如何说服香港市民,经过我们的努力推介及解释,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做到,社会便会更团结,向前发展的机会就更多。

记:為何选择2014年啟动基金会?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但因忙於其他工作,故未有将此作為优先考虑。不过,当我看到这两年社会分化日趋严重,争拗之声不断,更见成立基金的迫切性。我们要為香港的长远发展作深入研究,然后争取让全社会觉醒。

记:基金会有百多位来自不同界别的顾问,你花了多少精力游说这麼多元化的代表加入基金会?往后基金会如何做好团结工作?
在过去一段时间,社会的分化愈趋严重,我觉得很需要加强沟通,民主本身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不是my way or no way。香港人都很理性,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平台,基金会除了做学术研究,也希望在过程中让社会形成共识。我接触了很多人,很少人说不行,大家都很支持,我感到十分欣慰。

如能邀请到被分化出去的人参与其中,始终是好的,但我更重视绝大多数、沉默的香港人,希望他们更积极向社会表达己见,这会更容易令社会团结。


研究课题要急市民所急

 


记:你认為香港的当务之急是甚麼?基金会对此有何方向和想法?
基金会必须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不同的民调都有相同的结论:市民最关心的是房屋及土地问题;第二是经济发展;第叁是医疗改革;第四是社保安排;第五是政改方案。我们大致按此来订定研究的优先次序,因此2015年11月首先会发表有关房屋及土地的政策研究报告,并提出具体建议。

在上述五大范畴中,我们把政改方案的项目工作延后,同时提出“叁创”的计划,藉此推动香港的科技创新、艺术创新和社会创新,徐立之教授、张信刚教授、谢家驹博士都会参与研究。我深信这个项目不但可以增加香港的经济动力,亦能為年青人带来向上流的机会,缔造社会和谐,这将会是我们第二个推出的项目。第叁个项目是关於经济发展,刘遵义教授和廖柏伟教授参与研究。未来或再加入关於年青人发展的研究项目。

记:你提到首要解决的是房屋与土地问题,有何具体建议?
目前香港土地供应不足,房屋自然不足,楼价就会上升。在土地供应上,可考虑建立土地储备的安排。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藉着增加多些土地,令楼价下跌,因為房屋的价格长远稳定,对民生是很重要。

记:基金会成立一年以来,请分享当中有何成果?未来计划又如何?
我们会专注於学术研究上,在舖排、时间和负责研究人选方面尽力做好,而目前的进展亦不错。2016年陆续都会推出新项目,并积极向社会推介,致力令大眾对香港未来发展方向凝聚共识,我明白这并不容易,要做的工作也很多,但令人欣慰的是很多有心人都在帮忙。事实上,社会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忍耐,亦有人认為我们步伐似乎慢了点,但研究项目必须做得深入细緻,我们的团队对此有信心。

 

期望躋身世界100强智库

 


记:你对基金会有何期望?
董:现时国际上对智库都设有评级,美国的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是其中一个最具权威的评级。以数量计,美国拥有最多智库,其次是中国;而100强智库中,来自美国的智库最多,来自中国也有几个。长远来说,我希望团结香港基金在5至7年后,能够躋身世界100强的智库,我们要努力达致这个目标。

记:智库在香港是比较新的概念,团结香港基金想成為怎样的智库?你曾经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董事,是否可参考这些世界级智库?
董:基金会成立前,几位核心成员曾赴华盛顿访问五间着名智库,也接触过内地的智库,观摩他们的理念和运作,从中参考我们又可以往哪些方向走。我希望将来每个香港人都会為团结香港基金感到骄傲,我有信心做得到。

记:你曾经提及旋转门的概念,基金会是否也有此想法?
董:我们乐於培养更多人才,為香港长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尽一点力。至於将来如何,要视乎他们的个人兴趣及市场情况。
 

 

心繫家国 竭尽所能

 


记:你离开政府已十年,但仍一直继续為国家及香港服务,对中美关係和政协的工作尤其着力,可否分享箇中心路歷程?
董:我从小受父亲的教导,要关心港事国事,从此一生都心繫国家、香港的发展。老实说,我没想过会当上行政长官。我是从商,在过程中也参与港事国事,有甚麼可以做的,我都乐意去做。浓厚的家国情,令我对港事国事有所承担,希望香港好、国家好,无论是推动中美关係的工作或香港的发展,只要有需要我都尽力而為,公务虽然繁忙,却非常值得。

促进中美关係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我在美国居住过多年,对美国有一定的认识,同时我是中国人,对国家情况自是有所了解,可担当桥樑沟通的角色。很多人觉得我的工作是传话,但实情并非如此,我们现有30多个具体项目正在进行,十分忙碌。近期我较侧重於中美关係和香港发展的推动工作,政协的工作参与相对少了,但亦就国家事务表达一下意见。

我能够在香港回归过程中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后為促进中美关係继续作出贡献,对我来说确是幸运。当前我希望将中美关係和香港发展的推动工作做好,这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记:你说过工作到80岁,今年你78岁,身体仍然壮健,一直投入工作,可否分享你每天的日程是怎样?
董:我每天早上六点半便开始工作,上午是我的思考时间,年纪大了,实质的工作可以交予其他人执行,但方向理念这些大前提,我一定要想通想透,為何做?如何做?思考问题的时间是非常珍贵。下午就接见不同界别的朋友,每天见六、七批,听听他们的想法。晚上也会有些应酬,但一星期尽量有叁、四晚留在家中,陪伴家人,昨晚我便与孙女晚饭共聚。

 

為年青人创造向上流机会

 


记:刚才你提到要关注社会的大多数,我们应以甚麼心态去看少数人的想法?
董:要团结社会大多数,必然要面对少数人的问题,并设法解决。香港的年青人其实很幸运,欧洲的年青人一出生便背负债务包袱,因為国家欠债太多,不知如何清还。香港年青人有很多诉求,我是同情的,我们要多听他们的意见、多关心他们的问题。

也有人跟我说,他们年轻时也要捱,不是人人一出世就有房子。但今天的社会不同,较从前富裕得多,世界变化很快,年青人面对的挑战也大了,如我们没有条件面对将来的变化,很快会被边缘化。

今天我和一个以色列的朋友交流,谈及该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将来你要向银行提款或存款,只要按个键就行了,不用到银行,那麼银行大厦及职员还有甚麼用途呢?又如马云创办阿里巴巴,令整个国家都改变,这些科技的发展都具备创意和效率,并降低不少成本,对现职的人却造成衝击。不过,从工业革命到今日都是如此,若年青人无法应对这些变化,社会又如何安寧呢?因此,制订政策的人要深思这些问题。

最近与一位年青人见面,她在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回来,说到若以她今天的薪金计算,到六十岁退休时仍买不起房子,因楼价升得快过薪金的加幅,所以今天买不起,将来也买不起,这一生都无法置业。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发生,年青人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要从科技发展、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着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不够居安思危,过去总觉得香港已发展得很好,但我们必须看得更远,有所準备。

记:你一直都非常支持中总,你对中总未来工作有何期望?
董:中总有悠久的歷史,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做了很重要的工作。未来最重要是共同努力,特别是加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识,我深信中总具有能力、有地位实践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