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虐儿案件的数量常年居高不下，披露出来的案件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保护儿童的工作绝对不能够一拖再拖。

虐儿事件频发  举报机制刻不容缓

近年来，香港有不少严重虐儿事件被揭露。2018年屯门五岁女童被父亲与继母虐杀，让社会开始反思强制通报机制的欠缺。然而，事隔叁年，严重虐待儿童事件再度上演。2021年底，“童乐居”被揭露集体虐儿，受虐儿童至少35人，被控涉嫌虐待儿童的职员至少34人，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值得注意的是，“童乐居”事件是因為街坊投诉才浮出水面，出现在公眾视野。一方面，部分涉事员工虽然未曾直接参与虐儿，但却选择袖手旁观，纵容同事的恶行；另一方面，无论是“童乐居”管理层，再到负责拨款和负有监管责任的社会福利署，均未及早发现异样，反映出政府保护儿童的机制漏洞百出。

虐待儿童的个案往往过了很久才被发现，无疑已经对儿童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如果能够及时发现，相信对受虐儿童造成的伤害能够有所减轻。所以，设立强制举报机制绝对有必要。
 

专业人士角色关键 举报责任不容推卸

稚子无辜，亦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保护儿童免受虐待，是政府、立法会以至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提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目的是通过设立强制举报机制，让包括社工、教师及医生在内的25类专业人士作出举报，帮助政府及早发现和介入怀疑虐儿的个案，為儿童建立一个有效的保护网。《条例草案》列出的专业人士来自社会福利界、医疗卫生界和教育界，他们往往站於接触儿童的最前线，肩负保护儿童的责任相对一般市民更加重大，并且更有经验察觉虐儿的风险，无疑是政府保护儿童的重要帮手。当身负更大责任的专业人员不能自然地基於同情和怜悯，发挥保护被虐或怀疑受虐儿童的作用，立法规管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条例草案》订明，指明的专业人员在儿童面临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却未有举报，可处五万元罚款及监禁叁个月。

《条例草案》必须以儿童的最大福祉為依归。对於业界担忧因不清楚何种情况需要举报，或延误举报而误堕法网，政府指出会透过修正案，阐明“严重伤害”的定义，令专业人员能够识别必须举报的严重个案。《条例草案》亦制定了专业人士的免责辩护，例如，如果专业人士确立自己真诚而合理地相信，延误举报符合儿童的最佳利益，并且在此期间採取处理受虐儿童情绪困扰等合理的行动，就可作為免责辩护。另外，《条例草案》亦明确指明专业人士，包括临床心理学家，不会仅仅因為作出举报，而被视為违反专业操守或专业道德守则。并且，专业人士作出举报时，他们的身分被禁止披露。这些规定能够释除专业人士的担忧，有效保障专业人士的权益。但是，我必须强调，儿童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只能依靠社会上的成年人提供足够保护。竭力维护儿童免受虐待，社会上每一个人，包括专业人士都责无旁贷。
 

优化资源配置 完善儿童保护网络

强制举报机制施行后，相信举报个案会有所上升。一方面，需要增加人手和儿童住宿照顾、教育及心理辅导等配套服务，帮助受虐儿童在身体和精神上能够早日走出阴霾。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思考如何令机制行之有效，能够及时识别严重、紧急的个案，筛选出误报、滥报的个案，确保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儿童身上。包括立法后应定期检讨，根据业界落实情况、举报的成效，适时更新附属法例附表及《强制举报者指南》，增加举报门槛的确定性，令专业人员能够更加精準地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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