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必须捍卫，但很多人忽略了其真义，香港一些大学和学者对“学术自由”亦似乎存有迷思。在追求“学术自由”的同时，大学和学者应重视其作育英才和学术研究的使命，以及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

“学术自由”的概念，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哲学先贤苏格拉底提出：“学者必须有权利探索一个问题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思辩与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辨别是非，尤其是挑战传统观念，并找出其中的谬误与盲点，从而引导社会走出世袭的桎梏与盲从，迈向更好的未来。因此，苏格拉底為了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不畏社会传统和压力，寧愿服毒自尽，也不肯答应停止传播被认為会“毒害”年轻人的哲学思想，成為西方史上第一位為追求“学术自由”的殉道者。

然而，“学术自由”真正能够开花结果，有赖一群於18世纪末受啟蒙运动影响的德国学者宣扬和詮释，特别是被誉為“现代大学之母”的德国洪堡大学创始人洪堡，将这个理念发扬光大，日渐成為十九世纪初以后德国大学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因此，“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一词源於德语Akademische freiheit。Akademische源自柏拉图的学园(Akademy)，它兼有大学的、学院的、学术的等多种含义。而“学术自由”成為一项法律权利，则始於1848年德国的《法兰克福宪法草案》，规定“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此规定其后於1850年為《普鲁士宪法》所採纳，成為最早以成文法形式公佈的“学术自由”条款。由於当时德国正在引领着大学潮流，美国有大批学者远赴德国求学，并随之将“学术自由”的思想传入美国大学学府，逐渐形成為普世价值观。

学术旨在追求真理

根据洪堡的理念，“学术自由”是指学术界天然享有进行学术活动(包括研究、发表与传播)的自由，对事物真义进行探索。為确保知识的準确性和客观性，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準，不受外界的压力或利益的影响和干扰。换言之，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先决条件。“学术自由”主要体现於叁方面：(1)教授在研究与教学上的自由(Lehrfreiheit)；(2)学生的学习自由(Lernfreiheit)；(3)学术机构的自主(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而学术活动的目的，则定位為“為学术而学术”，不涉宗教、政治、经济与俗世的任何运作。在洪堡的观念中，研究与学习的目的不在於改善个人的生活水準或社会地位，而纯粹是為了通过对“真理”的追求以期达到自我完善。我认為这种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索，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泉源。

然而，“学术自由”在不同国度有不同定义，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术自由就是探求真理的权利，以及发表和传授自己认知為是真理的权利”。很多国家都透过宪法或法例确立对“学术自由”的保障，不同的学术团体亦订立各自的“学术自由”宣言，包括国际教育组织“世界大学服务社”於1988年发表有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主的《利马宣言》。

自由须受责任制约

学者和学术机构固然享有“学术自由”，正如美国当代着名高等教育学者Burton R. Clark所主张：“大学是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换言之，学者有社会责任服务社会，而“学术自由”亦并非意味学术上绝对自由，不受任何责任的制约。

即使在崇尚“学术自由”的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依然受“政治正确”观念的制约。假如某学者的研究牴触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其学术论文将难以获得权威学术期刊的青睞，其本人甚至可能面临革职。例如着名数理逻辑学家罗素，因被指提出涉及宽恕婚外性行為的“道德败坏、色情淫秽的学说”，被法院判决不适合在纽约城市大学任教；此外，获终身聘用的史丹福大学英文系副教授H. B. Franklin，亦因為带领学生於校园内进行反越战示威，於1972年遭校方解聘。

因此，“学术自由”并非全无限度的自由，正如1940年《学术自由与终身聘用制原则宣言》所主张：“身為学者和教职员，他们应谨记，大眾可能凭他们的言论来评判他们的职业及院校。因此，他们应时刻保持精準、适度克制、尊重他人意见，并尽力显示他们并非院校的喉舌。”

香港“学术自由”受充分保障

再看今天的香港，“学术自由”主要是透过香港《基本法》获得保障。《基本法》第34条保障个人“学术自由”，第136和137条保障院校的“学术自由”和自主。至於大学院校，只有香港科技大学将“学术自由”纳入教职员的聘用合约内，部分院校则设有处理教职员的申诉机制，以及评审升迁机制，惟有关机制的功能及细则差别甚大。当然，有关院校对“学术自由”的保障绝对有改善空间，但配合了香港享有高度的言论及新闻自由，我认為香港的“学术自由”已获得充分保障。

多年来社会出现不少关於学术自由的争论，有些学者的研究有时会受到外间批评。我认為这些情况不足為奇，亦与干预“学术自由”无关。真理越辩越明，学者毋需因為受批评而动輒认為“学术自由”受干预。毕竟，每个人都有发表言论的自由，而言论自由是自由的根本，不能被“学术自由”所凌驾或掩盖。

“学术自由”不应被滥用

近年本地大学愈趋商品化，社会亦愈趋政治化，我反而担心学者以政治目的或个人利益為出发点，透过经扭曲的研究发现和偏颇的结论，强行向大眾灌输其既定看法，以取得社会的支持和提升其地位及影响力，或使研究变成是谋取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不但被滥用和受到侵蚀，并促使学术丧失了对社会既有价值的批判与反省能力，甚至失去其作為推动社会前进的角色和动力。我们必须切记，大学院校是知识传承、追求真理、尊重异见及成就卓越的殿堂，并非是摇晃着“学术自由”旗帜的政治避难所。我期望香港学者都能在丰富和弘扬知识之餘，以无私及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公共事务，协助推动自由、平等、包容、公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