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已被国际社会列為威胁人类存亡的共同危机，现在更重要的是坐言起行，合力减碳。

今年农历新年出现的破纪录和暖天气，如去年超强颱风山竹一样，令气候变化又成為了港人一时话题。可是在全球升温一度后，全球洪涝热浪等天灾愈演愈烈，影响遍及粮食、水资源、运输、医疗健康、气候难民、地球物种等范畴，气候变化已被国际社会列為威胁人类存亡的共同危机，现在更重要的是坐言起行，合力减碳。

解危机须深远转型

為了力挽狂澜，《巴黎协定》所订的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低於摄氏两度之内，并努力限制在1.5度之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达致“碳中和”。但是监察报告发现，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经过叁年的停滞期后，在2017年恢復增长，并达到创纪录的49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G20等多个国家的减碳进程均大幅落后於他们的减碳承诺，各地必须在能源、建筑、城市、交通等方面“快速而深远地转型”，加倍落力减排。

去年底我亦在立法会提出议案，促请港府带领本港整体社会全力转型為绿色低碳智慧型社会及经济、积极紓缓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凑巧的是，该议案进行辩论时，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亦正在商讨《巴黎协议》的实施细则。可幸在后者来说，近200个国家终收窄分歧，订立更详细透明的规则手册，遵循统一标準及监察。而本人的议案亦在立法会跨党派支持下通过，获环境局局长认同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承诺会推动社会更积极落实绿色低碳转型。

其实中国一直坚定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和落实《巴黎协定》，其减排成效亦在国际备受讚扬，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成為了全球太阳能发电行业的领先者。刚公佈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亦表明要建立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主动适应气候变化。

本港减排成效不彰

就香港而言，过去港府亦做了不少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早在2007年已认定全球暖化是全球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又设立跨部门小组协调适应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倡议低耗能、低污染為基础的低碳经济，以及推动低碳智慧型城市、绿色智慧建筑等。只是十多年过去，成效仍是差强人意。按港府所订的2030年减排目标，碳强度要由2005年的水平降低65%至70%，等於减少26%至36%绝对排放量，和将人均排放量减至3.3至3.8公吨。但目前相比於2005年，虽然在碳强度方面减少逾叁成，绝对排放量方面却不减反升，增加了70公吨；而过去12年每年人均排放量的波幅只有0.5公吨二氧化碳当量，即是在未来12年我们必须要有五倍减幅、减少2.4公吨，才能由现时的5.7公吨减至目标的3.3公吨，更遑论何时可达致控制全球气温升幅低於两度所需的两公吨人均排放量。

本来港府集中在发电、运输、废物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着手，推动两电增加用天然气、推动节能、推出基金鼓励运输业界试验绿色创新运输技术等的减排方向是正确，可惜政策措施过於零碎，并不足以為社会各方面带来低碳的改革性转变，减碳成果亦未如理想。

科技是智慧减碳气候变化、应对极端天气之本，但是“绿色科技”在香港一直得不到应有重视。“环保產业”多年来的增长动力似有若无，近十年佔本港生產总值的比率只是徘徊在0.3%与0.4%之间。现时香港锐意发展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绿色科技”都没有被政策局点名為重点科研发展领域。但要实行低碳，就先要突破“绿色科技”的温吞水发展。

大湾区绿色金融

例如港府在20年前已视电动车為推动“绿色经济”的重点项目，但时至今日，本港在发展和应用电动车方面都落后於人。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本港目前的使用率低於1%，虽然“上网电价”计划已经推出以鼓励民间发电，但预料到2030年上述比率亦只会增至4%。但其实本地大学有研究指本港超过23万栋楼宇都适合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足够全港一年逾一成总用电量，减少排放300万公吨温室气体。本港是否应该更进取、更积极释放可再生能源的潜力？

此外，香港凭藉金融业的优势，亦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市场力量推动减碳。国家早已啟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香港方面亦有研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碳金融交易的活跃度和创新度在全国领先，建议未来香港应纳入全国碳金融体系，以香港為纽带推动中国与国际碳市场对接，并开发更多碳金融衍生產品。凡此种种都很值得港府密切跟进，致力成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所规划的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支撑区内的绿色项目及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