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部分僱员工时偏长的问题，我相信社会整体都会同意是需要紓缓的，但这并不等於只有就标準工时立法这一条路。

标準工时渐成关注焦点

虽然标準工时委员会（下称“委员会”）预计於明年第一季才会向政府正式提交报告，就本港工时政策的方向提出具体建议。但是随着委员会近来每次召开会议后都透露更多“初步”或“原则性”的“共识”，社会上有关标準工时的讨论已越趋炽烈起来。

据报道，委员会已原则上同意建议以立法方式，规定一般僱佣合约须订明工时时数、超时工作安排等条款这个“大框”，并正探讨再订立一个“小框”进一步保障一些工资较低的基层僱员。不过，未待委员会的报告完成，议会内外不少人士，特别是劳工界的朋友已经频频催促政府推行标準工时立法。其实就本港部分僱员工时偏长的问题，我相信社会整体都会同意是需要紓缓的，但这并不等於只有就标準工时立法这一条路。

问题复杂  立法须叁思

事实上，标準工时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造成的影响可以极為深远，绝不宜轻言立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工业经济鼎盛的时期，為劳工引入标準工时的，但香港现时已发展成為一个以服务业為主的经济体，服务业总產值佔GDP超过九成，而从业员亦佔总体就业人数接近九成。在服务业中，不同行业的工时生态差别可以很大，部分更有其独特的营运模式。某些专业服务基於其特殊性质，可能需要僱员在特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加上通讯科技发达，不少僱员都会在办公时间以外的不同地点工作，根本难以就不同行业釐定一个“标準”工时。

更何况，自实施法定最低工资这四年以来，本港的人力市场已经大為扭曲。现时不少基层工种的薪金水平已经等同甚至超越技术及学歷要求更高的职位，如洗碗工人的薪酬就较办公室文员高，而部分企业亦已採取分散工时和分拆工序等策略来应付成本上涨。更令人关注的是，最低工资主要影响的是基层僱员，但标準工时的影响力却遍及各行各业逾300万名僱员，会对香港经济向来具备的灵活和易适应优势带来震撼的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推行法定标準工时，企业会由於负担不来过高的加班费用，而要改為聘请更多临时或兼职员工，最终导致年纪较大、教育程度较低及缺乏工作经验的员工收入减少甚至被裁减。至於增加的劳工成本，部分亦无可避免地会转嫁至消费者身上。到了最后，推行法定标準工时只会好心做坏事。

对症下药不损自由经济

其实，根据政府的《标準工时政策研究报告》，在2011年全港30多万名曾超时工作但无补偿的僱员中，近八成属於经理级别、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士等，都是拥有高技术和薪酬的僱员。他们超时工作的原因很多，例如部分工种根据合约须在正常办公时间以外工作，又或是须在限期内完成工作等，而员工的工作能力、意愿和效率等亦不尽相同，他们获取的固定薪酬福利往往已包含相关补偿。至於餘下两成，即属於低技术和低收入的僱员，实际涉及的人数不足八万人，当局大可透过优化《僱佣条例》及推动修订僱佣合约等途径，解决这部分人士无偿超时工作的问题。这样既可进一步促进僱员权益，亦可保留现行劳资双方自由协调工作条件的弹性，可谓最切合本港自由经济的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若因為部分基层劳动人口工时过长便强行推动就标準工时立法，根本是“落错重药”，不但在本港这个以服务业為主的经济体根本难以实行，还会损害香港经济的自由度，改变劳动人口结构、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和人力资源调配，而作為本港经济骨干的中小企更会首当其衝。更何况，现时全球经济极不明朗，由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阴霾挥之不去，中国的经济亦减速，访港旅客增长持续减慢则令本港旅游及相关行业大受打击，零售业忧虑掀结业潮，有关方面更应保持清醒头脑，避免贸然作出错误决定，进一步打击僱用约一半就业人口的中小企，影响社会稳定，并对本港劳动市场、营商环境，以至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深远影响。

须维护本港竞争力

眾所周知，自由经济是香港一直赖以成功的基石，大家都应该好好珍惜，否则到头来社会上每一位成员都会因此受害。反之，各方都应互谅互让，和衷共济，标準工时委员会则要以数据為依归，按本港各行业的实际营运情况，得出一个实际可行、兼顾本港竞争优势的优化工时政策建议。与此同时，政府亦应积极加强培训和终身学习，以促进及提升工作效率和缩短工时，并带头提倡家庭友善的工作条件，例如引进灵活工作时间、提倡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文化及优化输入人才计划等，以多管齐下方式从根本解决问题。